不是语言学家的语言
如果脱离当前的现实，标准就毫无意义。
本报 小编/杜伟
连日来，安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六安这座城市一夜名声大噪，也引发了网友们关于六安读音到底该读“liù”还是“lù”的争论。 在央视新闻财经频道播出的不少新闻节目中，不少主播将六安读作“liùān”。 在安徽卫视、六安广播电视台等地方新闻节目中，主播仍将六安发音为“lù ān”。
央视主播发音“liùān”的唯一依据是，在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中，“六”字只有“liù”的读音。 早在2016年，央视新闻主播郭志坚就因在新闻节目中发音“liùān”而引发讨论。 当时，他在微博上发布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注释作为解释。 事实上，早在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出版时，上一版保留的“lù”读音就被删除了。 对此，安徽省政府在2006年表示，地名应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意见，六安应保留“lù”读音。
近年来，几乎每一次重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伴随着汉字音义的修改、词条的增删，都会引发公众的讨论甚至质疑。 作为一个兼顾专业性、语言使用规范和公众使用习惯的综合体，词典修订的专业性、严谨性、科学性值得重新审视。
刘（lù）安与刘（liù）安之争
在回答网友提问时，郭志坚解释说，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发音和写作的唯一依据就是一本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 刘向白是该所研究员，安徽六安人。 他也是国家语委委托进行的新一轮普通话异体词注音审查名录修订工作的成员之一。 研究小组修订后的发音表将成为词典单词发音的标准，研究小组的部分成员与词典编辑存在重叠。 2016年，六安地名读音引发热议后，非负责编纂词典的刘向白受课题组委托，撰写了《六安地名读音》一文。 ‘an’”，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删除了lù的读音。
他的核心观点是“liù”和“lù”是基于北京话的普通话的两种不同发音。 前者是白读音，后者是文读音，即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如“受”“通”“熟”等。 这两种发音在语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盛衰。 lù的发音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发音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被删除了。
对于网上声称“lù”的发音来自古方言的说法，刘向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六安地名是夏商时期“六安国”、“六安郡”历史的延续。 到汉武帝时，取“六地安定，永不叛逆”之意，故名。 当地方言中的“六安”字发音仅与lù发音接近，而lù的发音与当地方言的发音没有直接关系。
主持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编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晁继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代汉语词典》的编修工作《词典》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流（liù）an的发音是根据古今发音的演变规则、方言音与普通话音的转换规则以及“名随主人”的原则而制定的。 在安徽当地话中，无论是地名还是数字，发音都接近lù音，转成普通话为liù。 所谓名字随主，是指在人名、地名中选择复音字的原则，而不是刻意迁就方言发音。 同样，广西百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由于一段时间方言发音的影响，读作（bó se），到了第三版时改为（bǎi se）。
晁继洲说，《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修订时，共有15位编辑参与，去掉“六（lù）”读音也是大家共同决定的。 当时，晁继洲还询问了两位老家是六安的语言学院词典研究人员，以及一位来自六安近邻的安徽武威的管家的意见。 他们都认为“liù ān”应该发音。
有语言学界人士进一步解释说，只有方言的特殊音才需要转换成普通话。 例如，在当地方言中，“吉”和“礼”的发音与其他使用场景下的常见发音不同。 这是一个特殊的发音，所以有必要包含它。 如果包含“lù”的发音，则意味着各地的方言可能只是因为与普通话的发音不同而被包含在内。 特殊方言声音的收集必须以历史为依据。 相比之下，“崩”字自古就有bàng和bèng两种发音。 “蚌埠”一词因古音“bèng”而被保留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中。 同样，江西千山读作yán shān，也是有古读音支持的。
至于历版《现代汉语词典》为何收录“lù”读音，刘向白解释说，这是因为1957年至1962年间，国家层面完成了第一次读音审查——《普通话单词不同读音三读音审查》 《总表初稿》，包括lù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前几版就是以此为基础，标有这个读音，除了六安、南京六合等外，还列出了词汇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第二版读音表，这一版没有审查地名读音，自然也不包括地名读音，这让词典编辑们认为读音第五版修订时删除了“lù”，读音修订也会受到相应影响，晁继周也承认了这个因素。 事实上，减少变异发音是以往发音复习的目标之一。 刘向白参与了第三次发音名单，该名单于2011年启动，2016年形成初稿，目前仍在征求公众意见，地名发音尚未获得批准。
至于六安地名的读音，2024年5月19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在其官网回复网友表示，根据《人民政府行政区划手册》中华民国2020”，六安市的拼音是“六安市”。
对此，刘向白解释说，在词典编撰过程中，由于地名比较敏感，编纂过程“按理说需要多个部门，包括国家语委、民政部等多个部门配合讨论”。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合作机制还没有顺利形成，可能会出现民政部门和语言研究部门或者语言管理部门的意见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姜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修订主持人。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地名，编辑们会征求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 如果对方不回复的话，“我们不能空着。” 编辑们会根据古今声音变化的规律进行当地的走访调查，同时考虑当地的文化因素，综合当地民众、专家学者的意见，达到两者的平衡。 不过，晁继周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关于六安读音，词典编撰者并没有去当地进行大规模调查，也没有与民政部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
2014年3月，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文。 通过邀请有关专家审核论证，将一度引发讨论的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地名读音确定为“tàn chāng”。 这是当地人世代相传的口头交流和KTV语言的发音，由于发音问题给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便。 以往版本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13》中，只有“dàng”的一个读音。 最新的两本词典中都收录了“tàn”的读音。
至于地名应该如何发音，一位不愿透#姓名的国内语言学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语言的规范使用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学术性只是一个参考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说到底，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而不是语言学家的语言。如果脱离当前的现实，标准就没有多大意义。”
《笔文切字》杂志主编黄安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不同意将“lù”从词典中删除。 词典应该反映语言的客观现实，没有资格轻易取消一个音。 “如果我们去六安调查，不排除六安有部分人会发‘liù’，但绝大多数当地人甚至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发‘liù’。” '鲁'。” 只有大家对声音的认识统一了，才考虑调整。 央视主播依赖《现代汉语词典》的事实本身就值得商榷。
新华社发文称，面对当前地名读音争议，民政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词典编纂机构等相关方应加强沟通研究，回应让每一个地名都承载历史和现实的内涵。 ，读清楚。 前述不愿透#姓名的语言学家表示，学术界不一定对语言标准的规模和实施标准达成高度共识，普通民众也不清楚。 因此，词典的编撰标准和流程应该公开透明，以消除公众的疑虑。 就他而言，即使是做语言文字工作，对于两部词典的收词原则和量化标准也不是很清楚。
公认的“权威”与疯狂的词典市场
1950年，出于普及国民教育、规范汉语文字的需要，国家出版总署副局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发起成立了新华字典社，委托语言学家魏建工编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国小工具。 书。 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出版。
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中型《现代普通话》 《汉语词典》的目标是确定词汇标准。 语言研究所成立写作组。 。 同年，新华词典社并入语言文学研究所，并与语言研究所原工作人员共同组建词典编辑室。 此后，两部词典均经过编辑室修订。 直至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词典编纂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词典编修室，主要负责《现代汉语词典》及相关词典的编撰工作。 此外，还成立了新华字典编辑室，负责《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 每个剪辑室分别有5至7人。
两部词典的词库和适用群体不同。 分别是和。 1953年版《新华字典》收字6840字，最新版收字13000字。 适合小学生和其他语言初学者。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词条约7万条，适合更高级的用户和对文本信息检索有更全面要求的用户。 1957年起，《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刘丹青表示，词典的更新是语言变化、研究深化和社会需求共同推动的。 由商务印书馆和语言研究所具体实施。 两部词典的修订周期没有一定的规则。 改革开放后，大约每5-7年重版一次。 每一版的出版，也意味着下一版修订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实际的修订要在一两年后，修订过程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
截至目前，《新华字典》已出版2020年最新第12版，历史上已重印600余次，印刷量超过6亿册，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至今已销售数千万册，最新一版于2016年出版。几十年来，一版又一版的更新，两部词典一度成为使用的权威、规范和标准。公众心目中的话语。
刘向白解释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本词典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体现了词典编写团队在赋予一定灵活性的前提下，落实和执行国家书写和发音规范，并呈现出专业的水平。建议。 但这代表了部分专家的意见，而不是全部专家的意见。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词典编纂是个人行为，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如今已经成为教育和媒体部门心目中的隐形标准。 就单词词典本身而言，并没有规定新的国家标准，国家层面也没有正式文件将这两个词典确定为国家标准。 “有些词典虽然号称标准化、标准化词典，但实际上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标准，国家也没有颁布这样的标准。” 黄安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两本词典只是按照国家标准编写的。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国家标准呈现的一种形式和重要参考。 “它不能代表标准，也有漏洞。”
尽管词典的编撰者都声称，他们为了一个地名的读音、增词、增删义、引入新词，都经过了再三的思考，甚至不远千里。 但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对两本词典的崇拜光环正在减弱，词典的权威正在受到挑战。
对于2011年更新的第11版《新华字典》，有网友指出有64处错误。 有媒体还发现，字典对“公”“高”字的解释中，并没有对姓氏的常见含义进行注释。 “脚趾”和“脚趾”、“制服”和“制服”可以互换使用。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据媒体报道，虽然都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同一个水果，“榴莲”收入《新华字典》，“榴莲”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在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两者含义相同。 蒋兰生表示，国家规定制定后，将参照规定。 在规定明确之前，将根据媒体使用较多的词语来决定。 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两部词典的编辑也并不完全一致。
质量不一定稳步提高，但随着词典的不断更新，价格不断攀升。 最新版《新华字典》售价28元，相当实惠。 《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于20世纪90年代末修订，售价55元。 到2016年9月第七版出版时，价格已高达109元。
黄安静表示，词典与其他商品不同。 作为中国人学习语言文字的基础工具书，它实际上涉及到教育公平和文化普及。 过高的价格会导致教育不公平和“经济不发达”。 在一些地区，他们可能买不起参考书。” 黄安静认为，及时修订词典工具书是必要的，但修订周期不宜太短。 修订后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传承给后代，需要给予语言一定的时间积累。 目前词典市场上的出版物太多，鱼龙混杂，让公众别无选择。 许多词典甚至存在低级错误。 这是对文字和语言的伤害。 出版主管部门应该研究并规范市场。 。